也谈清学史：思想与思想家

在学术史的研究中，如何界定思想家、哲学家和学者，至今仍是一个纷纭复杂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在中国，在西方也很难说就有确定的结论和统一的看法。朱维铮先生的论文《清学史：学者与思想家》（载《光明日报》1999年3月26日）鲜明地提出了问题，并且对如何界定“思想家”发表了见解，指出“怀有根据某种观念系统从事政治实践意向的人物，在欧洲便称作思想家（Ideologist）”。但这一观点反映的是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论家的界定方式，固然不能涵盖同时期的欧洲，更不能涵盖世界；仅仅适合社会大变动时期的特定历史情境，而不适合一切历史情境；仅仅适合与社会政治制度密切相关的个别思想领域，而不适合一切思想领域。所以，以此来说明清代乾嘉时期“思想界的沉闷达于极致”，似乎就很难令人完全信服。

思想是一个极其广阔的领域：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法律思想、伦理思想、文艺理论、宗教教义、哲学学说，都是思想。这些众多的思想领域中的思想家，不见得都有朱维铮先生所说的“从事政治实践的意向”。这是因为思想并不总与现实政治相联系，当18世纪法国的思想家们走向政治实践时，德国的思想界对政治实践却基本上不感兴趣。而德国古典哲学的辉煌成就证明，学者们在政治以外的思想领域中同样可以作出创造性的理论建树。

一般来说，思想家是从学者中产生的。学者们必须先对本学科的历史有相当精深的研究，然后才能有所创新。但纵观历史，学者众多，而大思想家的出现却不可能像雨后的春笋。这与章学诚所说的学者的气质和才具有关。

今人之所以觉得乾嘉思想界沉闷，一是考据学的成就过于辉煌，论学风变迁者往往忽视乾嘉思想的研究；二是清廷的文字狱确实压抑了不少学者的独立思考。然而，谴责“四时鬼扑换匆匆，罗织争夸朱密工”的文字狱的，恰恰是很有一些思想的钱大昕；批评学者们“有如桑蚕食叶而不能抽丝”的，也正是注重“抽丝”的章学诚；龚自珍慨叹“万马齐喑究可哀”，这一对社会现实的批评本身又恰恰证明了并不完全是“万马齐喑”，总有人在发声、发光！鲁迅先生还赞扬过《四库全书》总纂纪昀的胆识，新思想进入了帝国的最高学官的头脑。清廷在政治思想领域的高压达于极致，却不能证明一切思想领域的沉闷皆达于极致。尤其从整个中国学术史来看，乾嘉思想界并不比实行开明专制的汉唐时代逊色。至于大批学者潜心学问，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因为宋明儒家的心性之学再也激不起学者们的兴趣，由此转向博雅考据亦自有其学术发展的内在必然性。而一些乾嘉学者致力于从考据中开出义理，正是萧父先生所精辟概括的“执着追求，潜心开拓，身处洄流而心游未来”的表现。

中国史学史虽然源远流长，但真正对史学本身作系统的哲学思考的历史哲学专著，严格说来只有章学诚《文史通义》一部。而求真的知性精神在王鸣盛、赵翼那里表现得尤为显著。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反对以史学从属于道统的观念，斥之为“议论褒贬皆虚文耳”，强调史家的记录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而已矣”。赵翼不仅对传统史学的褒贬尺度提出了大胆的质疑，而且批评以往的某些史学家搞有偿修史的行为，慨叹“乃知青史上，大半亦属诬”，又通过对史迹的调查而告诫治史者：“书生论古勿泥古，未必传闻皆伪史策真。”至于戴震，更是一位以启蒙为毕生使命、实现了哲学在清代之中兴的大思想家。他宣称：“解蔽所以尽吾生，尽吾生所以尽乎义命之不可已”。他的思想贡献首先在于知识论的突破：一是破除对古人和今人的迷信，主张“志存闻道，必空所依傍”，“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二是严格辨析“十分之见”与“未至十分之见”，分辨真理与“意见”；三是提出“察分理”、“必就事物剖析至微而后理得”以及将几何学的公理演绎方法引进义理之学的研究。尽管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不能不以疏证古经的方式来表达思想，但他的思想贡献却超迈前古。

在“善”的追求方面，乾嘉思想界与晚明和清初相比亦并不逊色。袁枚在《张巡杀妾论》、《郭巨埋子论》等文章中首先提出，反对封建的节烈观及其它各种把妇女不当人的传统观念的思想，在钱大昕、纪昀、汪中和戴震的再传弟子龚自珍、三传弟子俞正燮等人那里，都有多少不等的论述。在哲学的层面上，更有戴震“发狂打破宋儒家中太极图”，以“血气心知”的人本论反对宋儒的天理本体论，系统阐述具有近代人本主义意义的理欲观。阮元进一步论证和发挥了戴震的“血气心知”说，亦进一步揭露了宋儒窃取佛教教义来神化“天理”、宣扬禁欲主义的谬误。凌廷堪亦肯定戴震的义理之学是“先生晚年极精之诣”，在人性论和理欲观上对戴学有所发挥。戴震的再传弟子孙星衍，也是一位“不肯自居于考订之学者”，以“志存闻道”为目的的学者，并作《原性篇》阐发新义理。章学诚虽然维护礼教，但其关于“道”的论说则与戴震基本相同。这里用得上普列汉诺夫的一句话，即不能以狭义的思想家（政论家）的眼光去评判哲学家。这种人格的分裂——哲理上的卓越建树与政治伦理上的保守——在思想史上是屡见不鲜的事。

在“美”的领域，乾嘉学者的思想建树亦不可忽视。文艺理论以文学艺术现象为研究对象，而属于哲学层面的美学则不仅研究文艺现象，而且洞察艺术的“情感—审美”本质，以人的爱与美的情感及其艺术表现为研究对象。梁启超一度称戴震哲学为情感哲学，虽失之以偏概全，但戴震的情理观确别具特色。从尊重人们对美好情感生活之追求的观点立论，戴震提出了“安有情不得而理得”、“情之至于纤微无憾是谓理”等命题，为近代情爱观和艺术创作提供了哲学依据。袁枚倡导唯情主义，发展晚明公安派的“性灵”说，力主使文学艺术摆脱封建政治伦理的束缚，强调真情、真趣与艺术审美的独立价值，提出了审美的本质是超功利的学说，与同时期西方的康德美学同一旨趣。作为性灵诗派又一代表人物的赵翼，敏感地意识到时代的“新”与“变”的气息，以“预支五百年新意”的气概，与袁枚、蒋士铨等人共同倡导性灵说，深刻阐述了“性情”与“意味”的依存关系，追求“意新”、“语新”，热烈地讴歌粤西未经儒家礼乐教化的人民自然而自由的生活与爱情。晚明李贽的“童心说”在乾嘉文坛上重又大放光辉，从郑板桥到龚自珍，皆明确表示心仪李贽的童心说，而袁枚等人的性灵说与童心说的关系，亦正如李贽学说与“公安三袁”学说的关系一样，都表现了与西方启蒙学者不谋而合地“紧紧地抓住了自然界和人”的共同特征，散发着现代社会生活的紫罗兰的最初芳香。

由此可见，乾嘉时期思想界的状况似乎并非如朱维铮先生所说的“沉闷达于极致”。但以上所列举的这些学者，其多数都不合乎朱维铮先生所说的“思想家”的标准，他们很少对政治发表意见。